上世纪90年代，虽然现代通信已十分便捷，但书信仍是人们交流情感无法替代的方式。图为1999年北京一中、21中学生积极参与京澳中学生书信交流活动，为澳门中学生寄去手写书信。 周良摄
一组抗战家书日前入藏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书写者唐仁玙的爱国豪情和对家人的无尽牵挂令人动容，也引发了人们对家书的热切关注。千里传情的家书，见证着鲜活的历史，也讲述着人们心中不变的思念与亲情。
1951年6月7日，《北京晚报（试版）》4版
1953年1月1日，《北京日报》4版
上甘岭上打开家信看祖国
上世纪50年代，为了保家卫国毅然出征抗美援朝的志愿军，是所有中国人心目中“最可爱的人”。在前线阵地的战斗间隙，志愿军们写下家书，传看从家乡寄来的信件，对家乡亲人的牵挂和对伟大祖国的无限热爱，成为他们坚持战斗的澎湃力量。
1950年11月初，在志愿军首次与美军交手的云山战役中，吴宝光担任主攻团团长。战斗间隙，他写信给家乡怀孕待产的妻子报平安：“我还是如前，不必顾虑。”在告知战友牺牲通信延迟时，他安慰妻子：“我们都不要难受，再和美帝来拼一场，叫它在我们面前低头吧”……“不必难过，等着不久胜利归来的日子吧。”浓浓的牵挂与昂扬斗志、必胜信心，浸满了吴宝光的每一封家书。（2023年7月26日《北京日报》8版，《珍贵家书再现“最可爱的人”》）
战士金鹏飞从前线寄回的家信，展示了志愿军英勇壮烈的战斗场景：“敌人仗着优势的飞机大炮，日夜向我阵地轰击。敌人的大炮和炸弹把雪地打成焦土，但无法摧毁我们战士的意志。一个同志可以守住一个山头，两个同志就叫敌人如临大敌……在汉江前线，多少战士的耳朵被震聋了，可是他们的眼睛还能瞅住敌人；多少战士的身上沾上了汽油弹的火焰，可是他们知道烈火同样可以烧死放火者，他们奋不顾身地抱住敌人，一同烧死……”（1951年6月15日《北京晚报（试版）》3版，《一位志愿军同志的来信》）
1951年6月，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第三分团从前线归来，带回了志愿军的4000多件喜报和家书。志愿军战士们的信中，充满着保家卫国的热情。一位名叫王治龙的一等功臣在写给远在四川灌县的母亲的信中说：“我们最近在朝鲜中部地区反击战中，又把美李匪军打得头破血流，我们有把握照这样一次又一次地把敌人消灭干净！我希望三位哥哥在家乡努力生产，积极支援我们，一起保卫我们可爱的祖国！”（1951年6月7日《北京晚报（试版）》4版，《带回志愿军喜报家书四千多件》）
1953年新年前夕，一个月前还在进行激烈战斗的上甘岭阵地上，腾起一片庆祝胜利、迎接新年的欢乐声音。英雄们是多么怀念可爱的祖国啊！他们围坐在灯光下，谈着祖国三年来各项建设工作的伟大成就和即将开始的大规模经济建设。许多战士从口袋里拿出家信，激动地说：“让我们打开家信看祖国吧！”于是，用心珍藏的家书被争相传阅。
在这封信里，战士霍联鸿的父亲向儿子报告他当选丰产劳动模范；在那封信里，机枪手龚清海的妻子向丈夫报告她当选劳动模范并成为光荣的青年团员；班长邹克明的妻子来信说，她已经在文化上获得大翻身，坐成渝铁路的火车到离家120里路的城市去上速成中学了；狙击手谢振芳的父亲从淮河岸上寄来照片，满含笑容的胖胖脸庞，使他儿子一时不敢相信这就是几乎给地主扛了一辈子活的五十多岁的老父亲，高兴和感激使谢振芳的眼睛里闪着泪花。一封家信就是一份喜报，每一封家信都给战士们带来无限的幸福和力量。（1953年1月1日《北京日报》4版，《新年前夕在上甘岭阵地上》）
1983年6月9日，《北京日报》2版
1986年2月15日，《北京日报》2版
情牵台胞回归祖国定居
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宣布争取和平统一祖国的大政方针，得到全国各族人民，包括台湾同胞、港澳同胞以及海外侨胞的热烈拥护和积极响应。当年国庆节前夕，叶剑英委员长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进一步阐明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方针政策。（1981年10月1日《北京日报》2版，《拥护叶委员长谈话 为祖国统一尽力》）很多台湾同胞因此打消疑虑，恢复了与家乡亲人的书信往来，回到祖国探亲和定居发展的人也越来越多。
1981年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的马璧教授，就是响应号召从台湾回大陆定居的。1950年，他离开家乡去台湾，曾在台湾政治作战学校任教，兼任台湾中国文化大学、辅仁大学教授，还是台湾《政治评论》月刊社长。信仰孙中山先生思想的他发现，台湾许多有权势的人并不是那样忠于孙中山先生的思想。而大陆发生的各种新变化，使他感到祖国前途光明。“要做一个有前途的人，就要和祖国的命运连在一起。叶剑英委员长关于和平统一祖国的九条建议发表后，我的这个决心就更坚定了。”69岁的马璧在1981年回到祖国，决定为和平统一祖国尽一点力。看到当年的八口之家已经繁盛为三十七口的大家庭，他笑声响亮：“在台湾时总疑心寄来的家信谈的不一定是真实情况。我回到家一看，儿女们都有自己的工作，生活都很不错，过去的那些疑虑全部烟消云散了。”（1981年12月2日《北京日报》4版，《“老马识途”》）
1949年孤身去台湾的白馨庵，也回到了祖国定居。“在台北时，每当夜阑人静，一闭上眼，就是家乡的山、家乡的水、家乡的亲人。”白老先生动情地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通过广播听到了叶剑英、邓颖超、廖承志等对台湾同胞和台湾当局的谈话，打消了疑虑，试着往大陆写信，谁想回信真的来了。白老先生读着家信，得知自己已儿孙满堂，百感交集，老泪纵横。1984年，八十多岁的白老先生终于回到故土与家人团聚。定居北京的他还开了家台湾风味餐厅，把台湾的风味食品带到京城，也勾起京城人民对台湾骨肉同胞的思念。人们慕名而来，特别是台胞、台属。（1986年2月15日《北京日报》2版，《海峡隔不断思乡情》）
“徐兆麟收到台湾的家信了！”1983年，在第六届全国政协会议台联小组会上，大家都为徐兆麟委员感到高兴。徐兆麟1946年离开台湾来大陆，一直没能和故乡联系上。1982年国庆节期间，他托回大陆观光的台湾同胞打听亲人的下落，并捎去了一封信。没想到很快就有了回音。“你们看，家中接到我的信是多么高兴，父亲‘老泪横流’，兄弟姐妹‘喜极而泣’。”说到这里他激动起来：“祖国统一是我们各族人民的心愿。海峡两岸同胞，都盼望亲人早日团聚！”（1983年6月9日《北京日报》2版，《徐委员喜接台湾家书》）
2005年4月11日，《北京日报》3版
2009年6月5日，《北京日报》14版
人间真情穿越时空
上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电话、手机和网络的普及，写家书的人渐少。
据北京邮区中心局分拣部门介绍，1998年，私人信函在各类信函中的比例为70%到80%，2003年降到了20%到30%。（2008年12月29日《北京日报》6版，《每日邮件拜年家信比例不足1%》）而2004年，全国手机短信发送量达2100多亿条，2005年，短信的日发送量近6亿条。（2005年6月24日《北京日报》9版，《家书，你今年写过几封？》）似乎在一瞬间，家书就变成了“濒危物种”。
虽然现代通讯很便捷，但传统家书的那种情感交流是无可替代的。为了让传承千年的家书摆脱悄然消亡的命运，2005年4月，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遗产抢救工程办公室等在北京联合发起抢救民间家书项目，面向海内外征集散落在民间的中国家书。费孝通、季羡林等46位文化名人共同发出倡议：留住家书，抢救家书，为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添砖加瓦。（2005年4月11日《北京日报》3版，《抢救民间家书》）
2006年，80封来自海内外的民间家书首次作为珍贵文物，入藏国家博物馆。2009年，捐赠数已达4万封的民间家书，正式落户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2009年6月5日《北京日报》14版，《“民间家书”入藏人民大学博物馆》）
2012年12月，在人民大学新建的家书博物馆里，时间跨度近三百年的1000多封家书展出。其中最早的一封家书，是清朝乾隆年间的才女陈云贞写给丈夫范秋塘的（著名藏书家许肇铭之孙许杏林捐赠抄本）。这封著名的家书在民间广为传抄，被人们誉为“最美的家书”。信中的小诗，细腻展现了对远戍丈夫的思念：“十年别绪春蚕老，万里羁愁塞雁迟。封罢小窗人静悄，断烟冷露阿谁知。”
在有关母子亲情的家书中，文艺理论家周扬母亲的信让人过目难忘。她有六年没收到儿子的消息，心里很担忧，在信中倾诉家中缺少男丁的窘况及思念之情。老母亲的毛笔字非常秀美，却在落款处写着：“亲笔写得不好，看完烧掉。”周扬当时在陕甘宁边区任教育厅长，看到母亲的信后十分感动，不仅没有烧掉，还连同信封和印着中华民国字样的邮票一起保存完好。（2013年2月5日《北京日报》19版，《张丁：4万封家书唤起300年民间记忆》）
2012年10月2日，《北京日报》3版
2016年11月5日，《北京日报》3版
“太空家书”抵万金
2012年，在神舟九号发射前的一个多月，“天地传鸿·祝福神州——写给神九航天员的一封信”活动启动，向全国各族人民征集写给神九航天员的书信寄语。活动吸引了全国各地的2000多万人参与。活动组织者将每个省区市最具地域特色的书信寄语汇集成一封数千字的家书，随神舟九号飞船一起升空。
“在太空收到家书，感觉良好！”在举国为神舟九号飞船顺利升空欢庆之时，航天员们也在太空执行任务时读着家书。在信中，北京人写道：“爱我神州美江山，国富民强竞飞天”；天津人要请航天员吃螃蟹、对虾、煎饼果子和老豆腐；台湾人希望航天员能在太空种下期望：两岸和平、一家合一……景海鹏满含深情地说：“在茫茫太空中，我们时刻都能感受到祖国和亲人的牵挂，有天地传鸿，我们就不寂寞。”（2012年10月2日《北京日报》3版，《神九“家书”首揭面纱》）
在2016年4月24日首个中国航天日当天，中国邮政太空邮局和中国载人航天办公室向全国征集“家书载梦——来自太空的祝福”。人们纷纷通过线上线下两种方式书写太空家书，将51万封家书寄给太空邮局。当年11月3日，在天宫二号在轨生活的航天员景海鹏和陈冬作为太空信使，首次以视频连线的方式向公众展示了太空邮局天地通邮，将普通人的家书在浩瀚宇宙间实现了微波传递。（2016年11月5日《北京日报》3版，《51万封家书寄往天宫二号太空邮局》）
据央媒报道，叶光富、刘洋、陈冬等航天英雄都曾在出征前或执行任务期间给自己的孩子写过家书。在或长或短的书信中，充满了为人父母对子女深深的爱与鼓励，还有浓浓的牵挂。在2022年神舟十四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后，一封刘洋出征前写给一双儿女的信被公开，信中讲述了她拒绝孩子们到发射现场送行的原因：“你们既是妈妈的铠甲，也是妈妈的软肋。我是妈妈，也是军人，那一刻妈妈是要出征上战场，这是一个军人的职责。因为妈妈爱你们，在那一刻看到你们，妈妈怕会有太多的牵挂和不舍，怕忍不住会哭！”字里行间，满是一位普通母亲的爱子深情。
2015年6月29日，《北京日报》19版
抗战家书诉不尽家国情
2015年是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一封封在家国蒙难岁月写就的抗战家书在北京展出。家书中普通百姓的颠沛流离，抗日将士的为国赴死，令人动容，感人至深。
烽火连绵的抗战中，很多中国人家园被毁、四处逃难，在颠沛流离中失去生命。姚稚鲁就是其中的一个。他本是一名小学教员，有着幸福的四口之家。上海沦陷后，姚稚鲁小家无存，生活难以为继，只得将妻女安顿在租界的妻舅家，只身前往外地谋生：“慰儿：要知道没有了你们便没有了我……前几天寄十块钱，并且带寄了四毛大洋给你和妹妹买东西吃的，想必已经收到，明天，到了汉口自然再要寄一点给你，你总要乖些，不要叫你妈生气，要知道，我虽然在外面，一颗心却天天在你身上呢！”在这封匆忙寄出的家书中，写满了年轻父亲对妻女的无尽牵挂。离开至亲不到半年，姚稚鲁便病死他乡，与家人永别。
1942年，戴安澜奉命作为远征军先头部队赴缅参战，在北撤回国途中遭日军伏击，受伤殉国。戴安澜牺牲后，人们在他的皮包中发现了他写给妻子的绝笔信——“亲爱的荷馨：余此次奉命固守同古，因上面大计未定，与后方联络过远，敌人行动又快，现在孤军奋斗，决以全部牺牲，以报国家养育！为国战死，事极光荣。所念者，老母外出，未能侍奉。端公仙逝，未及送葬。你们母子今后生活，当更痛苦。但东、靖、篱、澄四儿，俱极聪俊，将来必有大成。你只苦得数年，即可有出头之日矣。望勿以我为念……”家书中，戴安澜为国捐躯的决心和缱绻的儿女情长，令人潸然泪下。（2015年6月29日《北京日报》19版，《家书记录的中国人民抗战心灵史》）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今年3月，平北抗日烈士纪念园有记载的最年轻烈士高传纪的16封抗战家书，被烈士家人捐赠给园方。高传纪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2年任龙赤联县四区区委书记，同年在领导反“扫荡”斗争中遭日军抓捕不幸牺牲，年仅19岁。“在今天，我坚定了铁的意志——打回老家去。再会吧，在前线上，民族已到生死关头，抗战已到紧要时候，怕什么流血，说什么牺牲。朋友，让我们再会吧，在敌人的后方——游击队里。”80多年后的今天，烈士家书虽已泛黄，但读来仍心潮澎湃，被保家卫国的坚定信念与无畏精神深深感染。（2025年3月17日《北京日报》5版，《亲人捐赠高传纪烈士的16封“抗战家书”》）
挚爱亲情催人泪下，家国情怀催人奋进。一封封民间家书，就像反映时代社会生活的“清明上河图”，生动真挚、温暖细腻。家书记录的鲜活历史，展现的人间真情，穿越了时空，在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心中久久留存，不断流传。
本版文字：黄玉迎
资料来源：京报集团图文数据库、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